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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专家指出，对于发生在公共交通上的猥亵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刑法等都有明确规制，实践中由于受害者取证难、猥亵行为定义不清、对猥亵行为人处罚力度较弱等问题，导致对该行为的打击治理存在一定难度。对此，一方面应完善法律法规，细化对猥亵行为的界定，提高打击力度；另一方面应在取证环节下功夫，完善监控等硬件设备的同时，提高见警率，实现对不法行为的及时发现和查处。

除了自己的老公，这次遭遇王女士不敢告诉别人，她害怕别人因为这件事误会她穿着暴露，从而受到恶意的揣测和无端的指责，那天穿过的衣服她再也没碰过。时至今日，想起这件事，她心里还会有一种被侵犯的感受。“我现在的心态是，希望这件事尽快过去，不想再回忆了，但又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应该看开一点，两种矛盾的心态不断交织。”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谢澍介绍，我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刑法均对猥亵行为作出了明确规定，并根据情节轻重给予不同的处罚。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猥亵他人的，或者在公共场所故意裸露身体，情节恶劣的，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刑法规定，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者侮辱妇女的，可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今年7月3日晚上8点左右，我在北京地铁1号线上，突然听到了不可描述的喘气声。一男子表情十分猥琐，用胯部时不时顶前面姑娘的臀部，双手抓她的手臂摸来摸去。”“90后”卢女士曾在地铁上目睹了猥亵行为的发生。她当机立断，不仅把受害女生拉到身边安抚，而且还拍下了该男子的不法行为，将其抓住拽下车并报了警。最终该男子被拘留。

“嫌疑人在自身欲望的驱使下，基于对法律规定的无视或者无知，主动采取甚至多次采取猥亵行为。许多受害人在遇到公共交通猥亵行为后，不知道如何进行快速应对，让嫌疑人趁机逃跑；有的案例中即使受害人已经抓住了嫌疑人，也会出现嫌疑人趁别的乘客下公交车之机挣脱逃跑的现象；还有受害人根据日常经验，认为对方是无意间碰到的，脑补出车厢拥挤等原因，对嫌疑人不予追究。这些都让他们肆无忌惮地进行多次猥亵行为。”谢澍说。

“此外，公共交通环境中的猥亵行为取证较难。”谢澍说，受害人在发现猥亵行为后，往往处于惊慌、紧张的状态，可能无法及时有效地收集证据，即便想起来要通过自力救济进行录像，也比较容易被对方发现并破坏。而司法实践中对其他乘客发现猥亵行为的及时性和录像的主动性也有很高的要求。上述多种原因共同导致了公共交通环境中猥亵行为的取证难，影响了对此类猥亵行为的打击治理。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律师康有成补充道，公共交通人流量大、声音嘈杂，难以精准识别和追踪嫌疑人，也不方便留存证据，特别是物证。即便有监控设备，也可能存在监控盲区，无法完整记录违法犯罪过程。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受害者的指控，难以对嫌疑人进行定性、定罪处罚，而且受害者事后回忆细节时也可能存在偏差或遗漏。

康有成说，目前关于性骚扰、猥亵行为的法律界定还不够明确和细化，例如对于一些轻微的肢体接触、言语骚扰等行为，是否构成猥亵难以准确判断，导致在实际执法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困难，也让一些嫌疑人试图钻法律空子。实践中c7登录入口，对于一般的猥亵行为，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的行政拘留等处罚措施相对较轻，对于一些屡教不改的惯犯，难以起到足够的威慑作用，可能导致其反复作案。

上海铁路运输检察院曾针对此类案件证据较为薄弱，取证相对困难的情况，起草了《公共交通领域强制猥亵犯罪取证指引》，并牵头召开公检法联席会议讨论会签，形成类案规范，从规范取证、强化关键证据着手，保证案件质量。同时初步明确了对于多人次猥亵、直接接触身体敏感部位、被害人系未成年人等情节较为严重的猥亵案件，需要提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以准确把握是否构成强制猥亵犯罪。

为有力打击和治理此类违法犯罪行为，康有成建议，应进一步明确和细化猥亵行为的具体表现形式、程度标准等。例如，明确哪些肢体接触、言语骚扰等行为属于猥亵范畴，以及不同程度猥亵行为的相应处罚措施。提高刑事处罚力度c7登录入口，适当提高强制猥亵罪的量刑标准，加大对情节恶劣、后果严重的猥亵行为的刑事打击力度，增强法律的威慑力，使不法分子不敢轻易触犯。

他还提到，应加强执法与监管。增加警力投入，在地铁等公共场所增加便衣警察的巡逻力度，尤其是在高峰时段和案件高发区域，提高见警率，及时发现和制止猥亵行为的发生。强化证据收集，加强对地铁车厢及站点的监控设施建设，确保监控无死角，为案件的调查取证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加强对执法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他们在处理此类案件时的证据收集能力和执法水平。建立多元防治机制。鼓励公众参与，设立举报奖励制度，鼓励乘客积极举报猥亵行为，对提供有效线索或协助警方破案的举报人给予一定的物质奖励和表彰，提高公众参与打击此类违法行为的积极性。

在谢澍看来c7登录入口，应当加大惩处力度，对于查实的公共交通猥亵行为依法严惩。同时可以探索建立“黑名单”制度，对屡教不改的猥亵者进行公开曝光和限制其乘坐公共交通等惩罚措施。通过媒体、网络、公共交通广告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阐明犯罪后果，展示犯罪人员悔罪事例，威慑潜在的猥亵者。同时在社会层面对受害者应对方式方法进行宣传普及。通过多种途径帮助受害者在面对公共交通猥亵时敢于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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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建议工作是人民法院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落实“抓前端、治未病”理念，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类案多发高发的重要抓手，也是人民法院拓展审判职能边界、深度融入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近日，湖北省武汉市洪山区法院向洪山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发出关于建设领域纠纷前端治理的司法建议书，以司法建议之“良方”解建设领域纠纷之“杂症”。

受宏观经济形势和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影响，洪山区建设领域矛盾纠纷数量呈急速上升趋势。此类纠纷呈现专业性强、涉案争议金额大、关联利益群体多等特点。经调研，发现洪山区建设领域部分企业经营行为不规范，府院联动、协同治理有待加强。为进一步推动建设规范、高效、诚信的建筑市场，洪山区法院向洪山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发出司法建议：一是进一步做实建设领域纠纷源头预防工作，促进执法、司法工作有序衔接；二是进一步落实完善建筑企业安全生产诚信的“红黑榜”机制，落实动态监管；三是进一步完善建筑工程案件违法线索移送反馈机制，坚决打击建设领域纠纷中存在的违法行为；四是进一步强化护企、助企、暖企工作举措，推动企业“当下改”与行业“长久立”相结合，形成“防患优于化解”的工作导向。

规范企业经营行为，加强法院与政府部门的协同治理，推动建设规范、高效、诚信的建筑市场，是助力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保障。洪山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在收到关于建设领域纠纷前端治理的司法建议书后，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相关部门进行专题研究，以规范建设领域企业经营行为为突破点，迅速回复加强建设领域纠纷前端治理的具体举措：一是积极完善建设领域纠纷源头预防工作；二是严格落实建筑企业安全生产动态监管，深化建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三是坚决打击建设领域纠纷中的违法行为，严格落实招标投标监管、建筑市场欠薪协调工作等；四是主动服务强化护企、助企、暖企工作，开展“法润百企”活动、危大工程专家论证等。

司法建议的发出并不意味着人民法院参与社会治理工作的结束，如何持续强化府院联动，形成建设领域纠纷前端治理的长效机制则是关键。洪山区法院将对该司法建议进行定期回访、跟踪问效，抓实抓好“后半篇文章”，继续加强与洪山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的协调联动，研究建立建设领域风险信息共享平台、重大疑难问题研判专班等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建设领域矛盾纠纷的根源性化解，为推动辖区内建筑市场高质量发展、优化建设领域营商环境贡献法院力量。

新京报讯（记者彭冲）备受关注的余华英拐卖儿童案将于12月19日9时30分在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二审开庭。被害人之一杨妞花告诉新京报记者，希望能维持死刑原判。被害人代理律师王文广表示，针对此次庭审，他并没有准备新证据，但对一审判决认定的证据很有信心，对二审维持死刑判决也充满信心。杨妞花表示，余华英之前持续上诉是她的权利，也在意料之中，“这次二审开庭将是终审判决，她也没有再上诉的权利了。”杨妞花即将第六次直面余华英。回忆起此前的几次见面，杨妞花记得，余华英曾在第一次开庭时道过歉，“她说，‘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走上这条路c7登录入口，我也觉得对不起大家c7登录入口，但是大家不原谅我，我能怎么办？’”杨妞花透露，前几次庭审，余华英一直在抗争，“她在庭外的时候一直哭，但一走到庭内就会抬头挺胸，想要抗争。”直到上次重审一审宣判，余华英似乎和以前不太一样，“她手一直在抖，垂头丧气，不再抬着下巴，也没有死死盯着我。”在被余华英拐卖的众多儿童中，杨妞花无疑是特殊的一个。她5岁时在贵州被拐走，以3500元的价格被卖到河北邯郸。2021年c7登录入口，31岁的杨妞花在网上发视频寻亲引发关注，次日就联系到了家人。被拐26年后，杨妞花回到了贵州家乡决定报案，寻找人贩子。立案不到一个月，余华英被抓获。此后，余华英背负的多起拐卖犯罪事实浮出水面。法院一审判其死刑后，二审期间因发现新的犯罪事实案件被发回重审。法院重审一审认定，被余华英拐走的儿童共有17名。今年10月25日该案重审一审宣判，余华英再次被判死刑，她当庭表示上诉。从寻亲到把余华英送上法庭，再到与人贩子的一次次对峙，并帮助其他家长寻亲，这三年间，杨妞花的心态变化很大。“第一次见到余华英的时候我心里充满恨，想让她坐牢、得到严惩，想硬碰硬，很担心会轻判。”当看到余华英一次次被重判，越来越多寻亲家庭团圆，网友也和她一起声讨人贩子，杨妞花说，虽然心里的恨意没有减少，但是“正义很重要，我相信法律和国家，也相信正义一直存在着。”编辑杨海校对杨利